曹远征:当前宏调政策框架或须做重大调整

更新日期:2022年06月18日

       北京报道, 在当前国际经济极度不确定的背景下, 面对中国经济非常复杂的走势, 经济学界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思路的争论更多, 中国人民国家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大科学家曹远征近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 提出了很多深入思考和相关政策建议。曹远征认为, 政策调整的一个可行突破点是通过转变政府债券的发行方式和方式, 促进债券市场的大发展和开放。当前的政策框架需要调整。华夏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是否有必要进行重大调整?曹远征:在中国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 增长和就业是首要目标, 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标。鼓励出口增长带动投资增长, 或直接促进投资增长;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长和投资增长, 政策层面倾向于替代市场机制或扭曲市场机制, 政策组合往往非市场化, 以结构性财政政策为主, 货币政策作为辅助主要是基于非市场化的量化工具。但是, 中国当前经济的特点和大调整、大变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 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提出了调整要求。首先, 在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 增长和就业目标的重要性相对下降, 而宏观经济经济短期稳定的重要性相对上升。二是突出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在中国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第三,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要从以生产为导向、以长期为导向转变为以消费为导向、以短期为导向, 更多地利用消费渠道影响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第四, 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和市场扭曲性, 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应避免直接干预甚至主导, 而应针对市场化结构调整路径中不可避免的短期阵痛;应避免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问题。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操作要从非市场化的量化工具转向价格工具。 2015年中国国际收支出现新变化, 应特别关注, 这预示着中国国际收支模式的深刻调整。国际收支已经从过去官方储备赤字与私营部门顺差相匹配的格局转变为私人证券投资顺差与其他私营部门逆差相匹配的格局。这种新的、可持续的国际收支模式首先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效率和流动性的不断提升。其次, 这种平衡模型将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暴露在跨境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和波动中。这需要对国际收支进行积极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 《华夏时报》:当前和未来,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调整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如何成立?曹远征:应该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层次。一是增强和增强抵御短期内出现的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的宏观经济金融稳定能力。二是针对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结构调整、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提高对可能因疫情叠加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应对能力。对这些问题, 进行重大调整。 , 大变革和大开放战略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第三个层面是构建高效、可持续、动态一致的宏观调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长期形成平衡、开放、市场化的经济体系。 《华夏时报》:具体应该做哪些调整?曹远征:就具体调整而言, 首先是对增长、就业、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国际收支等目标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明确目标。二是重新思考政策工具及其匹配组合原则。财政政策应减少对市场主导结构调整路径的直接介入, 更多关注结构调整期间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 为社会福利提供基础;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实现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三是政策运行方式和传导机制的重构。
       宏观经济政策应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运行方式, 避免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源头;政策应围绕市场机制的作用传递其意图和影响。在政策层面, 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和重要。如果短期的问题不能解决, 中长期的调整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短期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合理, 中长期调整将难以为继。因此,

当前不仅要积极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 还要选择符合中长期调整方向的解决方案。中国短期内最大的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来自去产能和去杠杆的相互作用。因此, 在促进产能过剩的过程中, 政策层面需要避免过度去杠杆。为此, 政府部门需要增加杠杆, 即提高财政赤字水平。鉴于中国的财政赤字水平相对较低, 这是可行的。 《华夏时报》: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内的调整应该涉及哪些方面?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曹远征:首先是对增长、就业、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等目标的重新定位。二是对各种政策工具及其匹配组合原则的重新思考。三是政策传导机制重构。调整需要遵循以下总体原则: 一是政策目标定位。宏观经济金融稳定问题突出, 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明确目标。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分工和定位。财政政策应少直接介入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路径, 更多地关注结构调整时期。不可避免的短期痛苦为社会福利提供了基础;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实现应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三是政策运行方式和传导机制。宏观经济政策要遵循市场化、可预期的运行模式, 避免成为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的源头;宏观经济政策应围绕市场机制的作用传递其意图和影响。在政策层面, 短期问题往往更为紧迫和重要。一方面, 如果不能解决短期问题, 任由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继续恶化, 甚至演变成全面的动荡和危机, 那么所有的中长期假设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 如果短期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合理, 或者通过扭曲甚至替代市场来解决, 那么中长期的调整策略将难以为继。因此, 当前不仅要积极应对短期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 还要选择符合中长期调整方向的解决方案。短期来看,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最大风险来自去产能和去杠杆的相互作用。因此, 在政策层面, 要在促进产能过剩的过程中避免过度去杠杆, 或者说, 在稳杠杆的同时推进产能过剩的进程。当然, 如前所述, 企业部门的高杠杆已经失去了动态平衡的基础。为了稳定杠杆,

政府部门只能提高杠杆, 即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相对而言, 中国的财政赤字相对较低, 短期内有足够的空间增加财政赤字。问问题是, 如何操作才不会干扰和阻碍中长期调整进程?综上所述, 财政支出沿着短期和消费导向的方向增加, 符合中长期调整的方向。因此, 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问题。突破口:推动债券市场大发展 《华夏时报》:什么是可行的调整突破口?曹远征:一个可行的突破口是通过转变政府债券的发行方式和方式来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开放。首先, 它可以为财政赤字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模式。二是有利于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行效率和传导效率。三是有助于解决央行资产负债表货币结构失衡及其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制约问题。四是有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在国际范围内的安全、流动性资产地位, 打破利率与汇率的平价关系及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约。第五, 它为中国吸引和管理非 FDI 私人资本流动创造了最关键的条件。 《华夏时报》:未来宏观调控是否会强调需求侧管理的重要性?曹远征:要强调短期需求管理的重要性, 调控的重点要逐步从外需和投资转向居民消费。 《华夏时报》:这是否与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方向相矛盾?曹远征:没有矛盾。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调整产业结构, 为长期可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 加快淘汰落后和过剩产业;通过降本补短, 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对于去产能, 重点是取消过去对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的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支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着力点, 也是破除体制和政策层面的制约。这一切总体上是为了让宏观政策不再承担或参与过去的某些活动, 从而为政策导向新的目标留下空间。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当然需要金融、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支持。但是, 过去的经验表明, 这种支持不能太大, 不能扭曲甚至完全压制市场的筛选和淘汰机制。
       供给侧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体制调整。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通过市场竞争淘汰产能过剩的低效产业, 筛选和培育新兴产业。因此, 即使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合, 投资和生产层面的宏观政策也应主要减少人为的支持和扭曲, 发挥消极或辅助作用。在供给侧管理或结构调整中, 在加快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培育新兴产业的过程中, 总会出现老产业退出、新产业尚未补充的情况。在这种所谓的主导产业真空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整个社会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这需要政策在这里发挥关键作用。也就是面对短期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的出现,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强化社会安全网等方式为全社会提供福利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 供给侧改革需要协调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方面, 过去通过外部需求和投资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动态平衡的政策做法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等后遗症。因此, 未来需求管理的重点应该从外需和投资转向家庭消费。无论是更有效地影响宏观经济动态平衡, 避免政策调控的扭曲和负面后果, 还是在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机制转变时期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社会福利支撑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总体目标导向应由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 在收入调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引领作用.财务和金钱:哪个更重要? 《华夏时报》:金融层面应该做哪些调整?曹远征:在配合新常态下结构调整的同时, 要重视和强化财政因素在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等问题上的重要性。在财政政策方面, 主流经济思想普遍认为缺乏灵活性、速度性、可逆性和独立性, 因此拒绝酌情采取逆周期财政政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传统货币政策的失灵和财政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与此不同的是, 在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 由于目标导向的差异和宏观经济动态平衡的特殊性, 财政政策的地位更加重要, 往往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新常态下所需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机制, 不是财政政策转向被动, 而是财政政策运行方式的转变。供给侧改革指向市场化结构调整路径, 要求取消财政支出中对企业投资和生产行为的各种优惠或补贴,

转变财政资金大手笔用于直接结构性调整的做法。调整过程;改变财政支出的重点, 相对增加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网等方面的支出。在财政收入方面, 减轻企业税负, 降低社会保险费, 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 营造公平税负环境。总体而言, 在财政支出方面, 不同类别有增有减, 改变了不同类别重大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财政收入方面, 为减轻全社会税收负担, 财政收入总体呈下降趋势。这就提出了在财政赤字上升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赤字融资的问题。 《华夏时报》:如何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需求?曹远征: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需求, 需要大力完善国债市场。一是完善国债品种结构, 提高短期国债发行规模和频率, 提高国债市场流动性, 为中长期国债发行提供便利。为国债创造有效的市场环境。二是统一国债市场, 打破银行间市场、银行柜台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分割, 形成统一的国债价格形成机制和合理的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国债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是金融本身的需求, 也可以为货币政策的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创造有利条件。目前, 在我国, 国债的基本功能是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 财政部门的职责集中在财政收支上。财政职能应纳入财政部门对国债发行和管理的中长期规划, 从财政职能角度分析我国国债市场在规模、期限和品种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应讨论市场参与者的结构, 以及市场效率和流动性。和缺陷。此外, 央行票据市场与财政债券市场并行, 导致我国存在两个独立的主权债券市场, 严重制约了国债收益率曲线在整个金融市场定价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债券市场与央行票据市场并行造成的主权债券市场碎片化。 《华夏时报》:在货币层面我们更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曹远征:要更加关注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监管模式要从高度依赖量化工具转向依赖价格工具, 同时要保留能力和手段规范甚至控制跨境资本流动。在中国货币政策运行中, 价格工具是指对流动性的影响或信贷成本。对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影响;量化措施是指对流动性或信贷可用性的直接控制, 对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中国的政策工具不是单一的利率政策, 而是综合运用利率、货币总量、信贷总量等多种价格和数量工具。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价格导向与数量导向、市场导向与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综合运用是合理的, 因为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和货币数量传导机制存在自身问题, 数量与数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利率。联系机制。其根源在于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因此, 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框架不仅需要在目标定位上进行调整, 以强化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而且要与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的目标相匹配。这与上述国债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相对应。在金融稳定问题上, 宏观审慎监管呼声越来越高, 要求央行承担货币稳定以外的金融稳定责任。这不仅需要将金融监管模式从微观审慎转变为宏观审慎, 而且还需要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考虑金融的顺周期性。我们要强调的是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的管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很多人开始反思资本流动和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以及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近年来, 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共识并没有排除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和好处。地方。对此, 中国货币当局需要保留必要的资本管制能力和手段。在中国显着增加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敞口和脆弱性的背景下, 这一点尤其必要。当然, 当前的问题不是开放和监管的选择, 而是如何开放。重点应在对现有各类资金流动渠道进行调查梳理的基础上, 从法律和制度层面, 对经常项目下和经常项目下的各类资金流动渠道进行选择性的事后认定、调整和再监管。资本账户。 .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确认这些渠道跨境资金转移的合法性,

降低合法渠道跨境资金转移的成本和风险;禁止、打击和阻断非法跨境资金转移渠道, 进一步增加资金通过这些渠道跨境转移的成本和风险;严格限制经常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银行信贷等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之间的相互转换。通过这些调整, 一方面提高了名义金融开放度, 另一方面降低了实际金融开放度, 以尽量减少名义金融开放度与实际金融开放度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跨境资金流动的可观察性和可控性。在此基础上, 货币当局可以规范甚至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和波动。 《华夏时报》:现在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构建政策传导机制?曹远征:这主要是指货币金融政策的传导机制。这涉及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在我国原有的金融发展模式下, 金融发展在多维度量化指标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和不相容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横向比较中, 中国金融发展总体水平处于中上水平, 超过了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但从分类指标, 即金融发展的多维度特征来看, 存在显着差异。以股市流动性、银行体系盈利能力、国内资产分散程度等衡量的金融体系效率指标非常高,

仅次于美国和韩国;金融深度、金融广度等量化指标仍然偏低;金融体系的配套机构条件差, 不仅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甚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明显高于金融深度、金融广度和制度指标, 是我国当前金融发展进程不对称、不协调的体现。对于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模式, 除了内生性问题和缺陷外, 贸易开放度和实际金融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尽管我国资本账户仍保持相对严格的控制, 但随着贸易依存度和跨境资本流动性的不断提高, 原有的金融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放宽利率调控有利于推动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这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进一步形成辐射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这这取决于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当前的突破口应该是汇市和债市。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不仅是连接银行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关键环节, 也是连接银行和实体经济的关键渠道之一。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全社会整体利率水平的刚性。 《华夏时报》:从这个角度看, 金融改革应该如何深化?曹远征:未来几年我国金融深化的重点应该是大力推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 鼓励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工具和制度创新。通过发展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 在转变企业和居民投融资方式的基础上, 引导银行投融资方式和定价机制转变。由此,

一方面, 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成为整个社会利率体系的核心;另一方面, 银行的作用更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中介, 而不是家庭和企业储蓄和投资行为的中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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